【摘要】 吴孟超是我国肝胆外科的开拓者和主要创始人之一，师从著名医学家、“中国外科之父”裘法祖。小编为大家整理了关于“医者仁心：中国肝胆外科之父吴孟超”的信息，一起来看下“医者仁心：中国肝胆外科之父吴孟超”的内容吧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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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14000颗肿瘤过招 在与14000余颗肿瘤过招后，医生吴孟超老了，快90岁了，成了一段外人难以置信的传说。在他至今掌舵的东方肝胆外科医院(以下简称肝胆医院)，慕名而来的病人，追星一般，冲上三楼的办公室，只为了握一下传说中的那双手。
人们津津乐道于“吴氏刀法”，胜于对他科学院院士的身份、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的成就，甚至与几任中央领导私人友谊的关注。他的弟子，偶尔交通违规，交警查看证件后，问的第一句竟然是：“你们医院的吴孟超，真的还能开刀吗?”
能，当然能。
2011年4月16日上午，当重达两公斤的褐色肝癌肿瘤从病人腹腔中取出时，隔壁观摩视频的人群唏嘘一片。两小时的手术时间内，垫脚板上矮小的身板，挺立不动，苍老的手不显岁月痕迹，走线缝合，如一马平川。
手术刚毕，来不及脱下手术服的吴孟超被簇拥着进来，带着少年般的腼腆，“这个手术其实一点不难。”他还没“过瘾”，15分钟后，另一台手术正等着他。
2010年，吴孟超88岁，完成了190多台手术，2011年，他89岁了，过去的一周已经排完10台手术，依此速度，200的数据又要被刷新。
半个世纪前，他奠基了中国的肝胆外科，创造了多项肝胆外科手术纪录，比如年龄最小的4岁幼儿的肝癌肿瘤切除手术，迄今最重的18千克的血管瘤切除手术等，这些纪录也许迟早会被打破，但坚守手术台的时间纪录，恐怕要后无来者了。
在医院，没人敢劝吴孟超放下柳叶刀，因为他为自己设计的最好归宿就是倒在手术台上，还嘱托助手到时擦洗干净;更没有人会去徒劳揣测，他究竟能坚持到何时，至少现在他依然能金鸡独立，穿手术服迅捷若少年，作家周国平见过，形容为“魔术师登场”。
他的学生严以群，已经是国内著名的肝胆外科医生了，10年前撰文回忆老师的刀法技艺时，就不免“绝望”，“如何青出于蓝而胜于蓝?”还是他的学生，解放军胸心外科研究所所长张宝仁，年岁渐长后，越发觉得，“老师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”。同为外科医生的张宝仁，今年才不到80，写字时已手抖难抑了。
有外国同行不相信，趁着在医院交流期间，与吴孟超同台切磋，结果总是，六号室已经完成两台手术，对方的一台还没有眉目。有国外电视台慕名来拍，试图不放过一个手术细节，每每刀至紧要处，肉眼无法直视，只见吴孟超只凭着经年累积的手感，宛若第三只眼，从容剥离、止血、打结，徒留镜头前一片血红映像。还有记者不死心，专程到家里蹲守，查看一日三餐和生活起居，但发现的只是，粗茶淡饭，规律作息，别无其他。
同为医生的老伴吴佩煜教授，也说不出什么秘诀来。人们希望寻找生活的细节来展现这对金婚夫妻的相濡以沫，总是归于失望。
“真的一点业余爱好都没有吗?”记者反复问。
“真的没有，他所有的业余爱好就是开刀。”老伴反复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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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背着病人过河” 现任东方肝胆外科研究所常务副所长的王红阳后来说，外人总是只见其表，不晓其质。这位研究肿瘤基因的女院士看来，“吴氏刀法”何止是技术，何止是对待肿瘤的“快、准、狠”，真正的“基因”是医生对病人的“慢、拙、仁”。而后者，“多少效仿者熟视无睹。”她说。
吴孟超至今记得老师裘法祖当年提点他的手表故事，先生的一块廉价腕表坏了，四处求修不可得，动辄要其换表芯或新表，直到有一天，一位老表匠轻车熟路拨弄几下，手表竟恢复如初，裘先生感叹对方的技艺，老表匠却说，只要想修，很多表匠都可以的。
他自此引为从医信条，认为一名好医生，首在医德，爱病人;次在责任心，而所谓的精湛技术，被排到了末尾。
护理部主任叶志霞回忆说，无论手术难易，院长吴孟超都要陪病人查看实时超声波，仔细琢磨肿瘤位置，制定各种预案，不放心的病例还要召集弟子们会诊后方才上台，他总要赶在病人麻醉前，意识尚清楚时去问候，几句寒暄或是简单把脉，却会鼓励起病人的斗志。“治病就是医生背着病人过河，双方合作无间方能成功抵岸。”吴孟超说。
即便身兼数十项职务，他至今坚持每周开门问诊，问诊之“慢”是全院罕见的，一个上午只能看上十个病人。门诊部主任满晓波自言每次都如临大敌，“总有挂不上号的病人冲出来，扑通跪下”，院长总是说，好好好，从不拒绝，结果问诊时间，拖了又拖。他早年的秘书，现在已经是医院政委的李捷伟亦有同样感受，当年吴孟超交代他的首要信条是“千万别怠慢病人”，李捷伟确实没有怠慢，结果是办公室、家里总像赶集一样堵满病人，后来总后勤部的领导批评他，“你做秘书的，不挡挡驾怎么行?”
手术室的护士长程月娥，亲见着院长几十年守“拙”不变，坚持手动缝合创口，坚决不用吻合器，他总说，咔嚓一声，病人就得多掏数千块，不应该。在肝胆医院，病人术后植入的导流管，至今仍坚持自制自用，只需一块钱成本，后来甚至连原材料都难买了，但院长就是不松口。
现在的肝胆医院，已经是世界一流的专科医院了，但设备普通得令同行惊讶，吴孟超不愿意动辄更新硬件而转嫁成本给病人，至今一台普通的肝癌切除手术，在这里费用不过两万多块，而在同级别的三甲医院，可能要高达5万-7万元。
他90岁了，经历过医疗条件落后但医患亲如一家的旧时光，也止不住纳闷于当下医疗条件改善医患却势如水火的新境遇。他固执地和每一位下属强调自己的原则，“不能只图在病人身上赚钱”。很多时候，在其他医院转了一圈被宣告无救的病人，跑到他这里最后一搏时，竟被发现，原来并非绝症，吴孟超看着那成沓的检验单，气不打一处来，“过度治疗、过度检查带来的损害，有时比病魔本身更可怕”。
时间长了，次数多了，他也会自嘲，“是不是自己太老了，因为怀旧而不合时宜了?”更多的时候他选择了沉默，鲜见针对性的批评现实，正如他的办公室里，一位病人送的字幅，“桃李不言”。
字幅上没有后半句“下自成蹊”，这四个字以另种形式镌刻在了医院大堂里，肝胆医院的病房大楼是用病人们捐赠的“红包”建立起来的，上世纪90年代初一位病人家属感激他的救命之恩，一下子捐了4000万出来。吴孟超总会不辞疲惫地讲述这个例子，像是无声地提醒现世，“医疗行业就该这样，服务于病人，而又受益于病人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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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0岁了还图啥 张鹏多年后才明白，“吴氏刀法”的严谨传奇，岂只是在手术台上?2004年他调任肝胆医院工作，起初也怀疑，这是一个怎样被文章神化的传奇?
2005年底，吴孟超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励前夕，张鹏写了篇长文，正待发表，却被院长挑了刺，其中一段关于1960年完成中国第一台肝脏手术的提法，是他沿用其他文章的，但院长郑重地指出，这不是中国第一，前面还有前辈，不能妄自居功。
另一处是数字，当时材料组提供了至2002年，肝胆医院肝脏手术后5年生存率为48.6%，张鹏心想又过了两年，比例总有提高吧，就信手估计了50.1%，结果也被逐字逐句校正的吴孟超改了过来。
在学生严以群看来，这就是真实的老师，他的优点和缺点都是那个时代的馈赠，严谨又有时古板，可爱而又偶尔可“怕”，比如手术室的空调温度过低过高，他一定会不高兴，洗手间的洗手液盛得太满，他也要指出，下班走廊里灯火通明，他要自己巡视一圈，挨个关掉，动不动还要扣责任人“败家”的帽子。
老师也有守不住的规矩，大炼钢铁年代学会了抽烟，医院全面禁烟后，宁愿躲到办公室里偷偷吸上几口，也没法戒掉，做不了表率。他喜欢喝酒，据说酒量很大，但酒风一般，但凡小辈敬酒，先干为敬后，他总是顾左右而言他，拒不认账。他还是不习惯用公筷，每次吃饭总是用自己的筷子抢着给别人夹菜，甭管对方喜不喜欢，撑没撑着。
现在的张鹏，偶尔会抱怨这个老头的倔强，比如不管是工作还是接待，只要涉及经费，他总是一压再压，有些时候，这甚至惹来麻烦。肝胆医院的工资奖金在二军大三家附属医院里是最低的，有一段时间，医院流失护士，靠感情、靠教育留人的策略，接连碰壁，吴孟超很是困惑，“怎么现在都这样，不为钱就不工作了?”
类似开会不让用一次性纸杯喝水，打印会议材料只用半张纸的要求，尽管年轻人私下不免微词，但总能收获立竿见影的执行效果，“谁忍心在一个九旬老人面前固执己见而放肆呢?”严以群说。
张鹏偶尔“放肆”过。吴孟超一直想为医院办份报纸，张鹏就是装傻，想想独力办份院报的辛苦就后怕，一直拖啊拖，老人也心知肚明，只是每次宣传会议上叮嘱，创新啊创新。这样的胶着一直到2011年1月，年轻人终于扛不住老先生的水滴石穿，妥协了，创刊那期，吴孟超兴奋地亲自撰写了文章。
严以群也闹过脾气，2010年他出了本关于手术实践的图册，想着老师动用“吴孟超研究基金”帮衬一把，老师却说，基金的钱要用在刀刃上，严以群觉得委屈，“自己就不是刀刃吗?”有段时间故意不搭理老师，而觉察了的吴孟超，总在手术的间隙，硬拉着他搭讪，拍拍肩膀，释放着和解的善意。
如今，严以群也年已半百了，张鹏已为人夫了，作为父亲的他们会忽然为当初的过失后悔起来，老头成了楷模后，总要接受那么多采访，总要去参加那么多活动，总被别人当传奇般敬畏着，他也会孤独吧，也会不快乐吧。
4月16日这天，又是一轮密集的记者提问后，吴孟超回头问学校政治部主任，“还有什么表演吗?”大家会意地笑。
他90岁了还图什么名利，却像对病人一样，对每一位记者释放着最大的合作善意，同样的话题，同样精神抖擞的讲述，三个小时，四个小时，五个小时。“只是因为，这个时代，太需要这样本真的表演了吧。”严以群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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肝癌大国的帽子可摘否 可是，吴孟超毕竟年届九十了，身体的衰落还是构成了不小的挑战，前两年，他双腿并立，一弯腰，双掌就能轻易触地，这两年不行了。2006年，他生了一场病，最初怀疑是肿瘤，后来开了刀，才发现是虚惊一场。
吴孟超为此还自嘲，1950年代，他蒙着头直闯肝癌禁区的时候，癌症的魅影恐吓过他，都是胃出了问题，现在，癌症已经绕着这位强硬的对手拐弯了。
但是只争朝夕的迫切，只有他自己明了。这些年，东方肝胆医院的接诊量越来越大，床位越来越多，可是排队入院的肝癌病人队伍更长，他急不可耐，自己手里的这把柳叶刀，总有停歇时。
年轻时，他豪言过，“要把中国肝癌大国的帽子扔到太平洋里去”，现在时间已经不多了，任务却从未轻松，迄今世界55%的肝癌发病率仍在中国。
2006年，甫获国家最高科技奖，吴孟超就联名7位院士，上书中央，倡言建立国家肝癌研究中心。国家给的500万元科技奖励，他分文未留，全用来成立了研究基金，推动攻克肝癌的基础研究工作。
他已经做了太多的准备工作。30年前，他第一个招考肝胆外科的研究生，不畏风险，担保自己的军医学生出国深造，再以一己魅力感召他们学成归国。如今，他给中国留下的是令世界都羡慕的肝胆外科人才梯队。
王红阳院士最钦佩的是吴孟超的眼光，上世纪90年代初，肝胆医院从长海医院独立出来时，条件艰苦，吴孟超执意将基础研究纳入临床的并行轨道，首创院所合一的模式。王院士坦言，自己从德国学成回来时，吴孟超顶着别人不解的压力，给她张罗实验室，申请编制，“没人理解一个外科医院要什么生物基因实验室啊”。
这几年，国家肝癌中心、医院的安亭新院建设坎坷多多，老人家为着最后的心愿，难免四处应酬，陪着笑脸，秘书说，都不知道他如何排遣自己。
他的心愿是倒在手术台上，但只有看到肝癌中心和新院落成了，才会瞑目。他从来都一身军装，从不见穿便装，学生说，这让老师年轻，可吴孟超想的是，最后一刻能以军人的仪态倒下。
学生们的心愿是看到一所吴孟超医院，病理科主任丛文铭劝过老师多次，安亭新院就叫吴孟超医院多好，可是吴孟超说，“人总是有限的，与其留在墙上，不如留在心里”，他拱着手抱歉，对不起，只能让你们心愿落空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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